青年租房權益保護亟待加強
住過8人間青年旅舍，也嘗過合租的不愉快經歷，最后，“90后”李亞選擇搬進公司提供的雙人間宿舍。
“公司宿舍只能是個過渡，近期還是想重新租房，希望能遇到個良心中介和友好的室友。”她告訴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，她的租房經歷沒有那么順心，但也還算幸運，沒有造成財務損失，“我的一位同事就在簽署租房合同時還簽了一份租金貸款合同，租期內申請退房后，除了被扣押金，還要繼續繳未住月份的貸款。”
今年，全國政協委員王鋒提交了《關于規范住房租賃市場解決青年住房難問題的提案》(以下簡稱《提案》)。提案聚焦租房青年之困，呼吁從房源供需保障、規范中介平臺市場行為、加強行業監管等方面，切實解決租房青年“痛點”。
困境：青年租房易踩坑，權益受損難解困
李亞至今仍記得在青年旅舍的日子。“每個人作息不同，在衛生間使用、熄燈時間等問題上常常要讓步于其他室友，并且大家都不熟悉，很少溝通，十分影響心情。”李亞說，合租也有合租的難處。跟她合租的是一對情侶，常常深夜爭吵，嚴重影響了李亞的睡眠。她還遇到過房屋設備損壞沒人維修，鄰居因流水聲大提出不準用洗衣機等要求的情況。
“我這‘無處安放’的青春啊!”李亞苦笑道，“身邊的同事基本都是租房，被房東驅趕、到期不退或少退押金、中介一房兩租、陷入租金貸糾紛的不在少數。”
去年剛畢業的張巧，參加了某長租公寓平臺畢業租房優惠活動，簽訂了一年的租金貸。沒想到，入住到第4個月，因平臺未給付房東房租，房東上門要求張巧立刻搬離。
王鋒在《提案》指出，對租賃企業“長收短付”“租金貸”等交易要求，租房青年缺乏應對經驗。一旦出現糾紛，青年租戶可能面臨無家可歸、經濟損失和征信受損等多重難題。
“現實中許多房屋中介平臺是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，認繳出資額往往偏低，因經營風險導致公司對外承擔責任的范圍不超過股東出資額，最終賠付的金額遠遠低于卷走的租金，買單的還是租客。”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文定曾受理許多房屋租賃糾紛案件，他表示，由于目前我國關于租房權益保護的法律尚不完備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租房人難維權。
“一旦他們的青春‘無處安放’，會帶來社會不穩定性增強、城市活力不足等風險。”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、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認為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無房青年既是建設發展的主力，又是租房的“剛需夾心層”，“住房對于青年的獲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有很強的正向驅動作用。現有的政策性住房還沒有充分覆蓋到大城市的青年群體，且他們需求最大的小戶型的市場供給總量不足。”
監管：租房市場須加強立法監督
近幾年，像張巧一樣深陷長租公寓平臺糾紛的案例不在少數。
“在線租房行業綜合管理人才少，統一的行業標準并未形成，租客的租金如何管理也是難題。”王文定表示，2020年多家長租公寓項目資金鏈斷裂，“當居住權變成一種理財產品，容易引起法律糾紛，不利于社會穩定。”
據天眼查大數據《房地產行業企業數據報告2020》顯示，截至2020年10月,源于傳統的“二房東”模式的長租公寓相關企業已有900余家，已注銷的約占15%。
“加強行業監督、全面整頓租房市場是當務之急。”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趙萬一告訴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，2020年，正在起草的《住房租賃條例》正在面向社會征求意見，其中對租金貸以及依法履行聯網備案責任均有明確，“出臺后將成為我國住房租賃領域首部條例性規范性文件”。
對策：規范房源信息備案，大數據和立法缺一不可
廉思表示，當“安居”成了問題，群體性焦慮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將隨之而來，繼而影響青年對社會的認知和向上流動的信心。
近幾年，針對租房市場存在的突出問題，一些城市作出了積極探索。如杭州規定，住房租賃企業從2020年8月31日起需將相關租賃資金繳入專用存款賬戶管理;今年3月1日，被稱為北京“最嚴租房新規”的《關于規范本市住房租賃企業經營活動的通知》實施首日，8家住房租賃企業被納入押金托管……
上述《提案》提出，應完善信用管理機制，建立存款風險防范制度，針對高風險企業規定最低實繳資本金，設立監管賬戶和風險保證金并納入監管。同時加強租賃金融業務管控，嚴格落實貸前調查和貸后管理制度，控制“租金貸”去向。
針對健全監管體系，《提案》建議借助大數據技術，引入房屋唯一核驗碼，確保不同平臺房源信息一致，能精準核驗房源信息真實性以及進行動態監管，引導向無房青年提供租期穩定的租賃房源和標準化租賃服務。
加強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方面，《提案》建議推動各地落實多主體供給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購并舉的制度，探索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和企事業單位自由閑置土地建設租賃住房，鼓勵各地建設面向青年的政策性租賃住房，明確將包括靈活就業青年在內的青年群體納入公租房保障范圍。
實現“租購同權”，必須從立法層面予以重視。《提案》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，對住房租賃市場各方主體明確法律地位和法律關系，實現租購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務上具有同等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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